门外海涛奔铁骑，槛前山背拥金鳌

中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发表《中国互联网白皮书》让西方世界不由得挠头。在这份六部分构成的文件中，第三个部分的小标题是“保障公民互联网言论自由”。我从几位记者和政策分析家那里得知，他们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读《洋葱报¹》或是什么滑稽网站。（ 他们都不是常驻中国的记者和专家，对于常驻在中国的记者和专家来讲中国政府如此言行不一其实很常见 ）人们问我，一个如此公然地对互联网进行内容审查的政府怎么可能直言不讳地说它在保护和支持互联网言论自由？答案当然是中国的网民们拥有所有的自由……除了那些他们不能自由去做的事之外。而后者在白皮书的下一个章节，标题为“维护互联网安全”中进行了描述，这一段长文用词含糊，兹录如下：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互联网信息的安全流动，积极引导人们依法办网、文明上网、正确用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利用互联网等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 的；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除此之外，人们完全是自由的。另外，人民使用互联网“监督”政府官员是受到表扬的。只要在这种所谓的“监督”过程中，国家权力没有被颠覆，“国家荣誉”没有受到损害，没有人被污辱或诽谤，没有传播“谣言”。Twitter式的微博服务甚至得到了赞许。（虽然Twitter本身被防火长城屏蔽在外，而数万名中国互联网用户通过第三方客户端和翻墙工具接入和发推。）

正如过去我经常指出的那样（对新人可以看这里，这里和这里），屏蔽类似于Twitter这样的外国网站仅仅是中国互联网审查的最外层。“防火长城”的下面是一套复杂的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审查任务被分包给私人企业。第一个建立起中国的山寨Twitter的是一家叫做“饭否”的初创企业。去年六月他们被关闭了，因为他们的内容监控做得不到位：用户们显然共享了太多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列在上面的不被允许的列表之中。其他的微博服务从那以后开始出现。其中包括一个由《人民日报》运行的和由受欢迎的门户网站Sina.com运行的微博。

他们看来是从饭否遭遇的麻烦中学到了教训，都设置了颇为完善的审查系统。陈彤，新浪的主编最近在一场3G无线行业峰会上谈到：“内容监控是微博非常头疼的问题。”（Shanghaiist博客说Sina.com报道陈彤的谈话的消息本身也被删除了，不过这篇新闻已经被转载并在网络上流传）。按照Sina.com所引述的陈彤的谈话，他还继续给出了新浪的微博审查战略的一些细节：24-7的持续监控；“两方三审制”——监控和编辑团队双方随时沟通审核内容，每小时邮件汇总，每天会议沟通。每一个编辑都有义务通报不良的内容。²（中国所有的社交网络公司都必须有监控部门，好满足政府的期望。）

即便如此，陈彤在他的讲话中说，微博还是给中国来了强大的力量。他说微博成了“人们的个人门户网站”，许多近期发生的事件都是首先出现在微博上，然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尽管有这些监控和24小时的审查，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仍然觉得他们更有能力来参与公共事务，甚至可以将一些问题推成全国性的焦点，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参考杨国斌所写的一本出色的书《中国互联网的力量》，内有很多例子。）如同我向一名记者描述的那样，这就象一只终生都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如果有持续改善的食物，比过去更干净，这只鸟的生活也能逐步改善。）突然被放进了一个更大的笼子。这只鸟感觉非常兴奋，觉得自己有了更强大的力量，却未必意识到还可能有更广阔的自由，甚至不敢有此奢望：不管怎样，如果没有笼子的话，她会不会迷路或饿死呢？或被别的鸟吃掉呢？有许多支持监控的论点认为笼子的存在是有合法性的、必要的；甚至还有道德的理由。

这样中国成为了我称其为“网络化的威权主义”方面成为了先锋。与经典威权主义相比，网络化威权主义允许，或者我们可以说，接受了互联网不可逆转的后果，与前互联网时代的威权国家 相比，在政府和公民之间进行的大量讨价还价方面，它做了更多的调整 。尽管仍然是一党在控制，大量的关于这个国家的问题的言论在网站和社交网络服务上蔓延。政府跟踪在线聊天者的话题，有时人们甚至可以利用互联网呼吁关注社会问题或不公，能够上网或有无线接入设备的人有了更大的自由—甚至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有能力表达，也能找得到听众 ——这些都是在经典威权统治下的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也让大部分的人不大可能加入到呼吁激进的政治变革的运动中。在许多方面，这一政权实际上是在利用互联网，不仅拓展了其控制范围，而且提升了其合法性。

与此同时，在网络化的威权主义国家，没有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证。当强权认为他们成为了一种威胁的时候，人们被投入监狱——其他人对此无能为力。真正具有竞争性的、自由的、公平的选举不会发生。法庭和司法体系是执政党的工具。


通过各种设备让每一位中国的公民能够连入互联网，听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想要避免的事。一些联络我，想让我谈谈《中国互联网白皮书》的人惊讶于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接入的热情。这样的热情和大部分美国和欧洲人所认为的，那种称自己为“共产主义”，由一党统治的威权主义国家不大匹配。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威权主义不同于东方集团那种行动缓慢、实行中央控制的、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脱节的威权主义。


共产党的领导人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能成为科技领先的全球经济大国，他们就不能无时无刻地控制每一个人。而且，互联网的普及率对中国政府想要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必不可少，经济学家们同意要提升国内消费需求，把中国企业推向领先的科技创新前沿，才能保持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通过成为世界工厂，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其他更贫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相比，中国的劳工价格已在攀升。为了能够保持竞争力，保持增长，中国需要从制造业驱动的经济转向由国内需求驱动的经济，同时成为领先科技和服务的创新者，才能与美国和欧洲公司分庭抗争。


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战略” 中的另一组成部分涉及到如何影响互联网的技术演变，让这种演变可以与内容审查和监视目标融为一体。在地球上，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了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科技市场，中国开始影响技术的演变方向。互联网正在迅速地从我们主要从计算机上使用的网络变为更新的、更具移动性的网络，所有的设备、设施和交通工具—从电话到汽车到冰箱—都将连上网络。中国政府在拥抱这一未来。总理温家宝在讲演中称他对“物联网”感到兴奋。中国的互联网和电讯公司得到了政府的鼎力支持，并且希望他们能够领导世界，影响下一代的互联网科技。


在中国以外，无线网络技术发展最快的市场在亚洲、中东和非洲：正好是那些威权主义政府最集中的区域。通讯公司中国的通讯公司比如华为和中兴（“中国的思科”）已经在许多非洲和中东市场成为主导。在这些国家的政府更愿意让中国的工程师，而不是美国的的建设他们的系统，华为和中兴正在这里建设互联网和无线网络。


另一件让一些联络我的美国记者和分析家们感到困惑的是，互联网既然是一个全球互相关联的网络，它的价值主要是从网上世界不分国界体现出来的，中国政府在宣称互联网“主权”方面为何如此专断。确实如此，但是，网站必须物理地被托管于计算机上，而这些机器的必需置放于这一国或那一国；这些网站由在一国和那国注册的企业来运行，而它们的物理运营必须遵守政府条例；互联网必须在物理上存在的国境之内或之间的网络上运行。这些都是事实。白皮书明确的说明了中国政府的长期观点：国家应当享有对互联网所有方面的“主权”——从人到设备的信号——只要这些是位于中国领土之内或从中国领土过境。Google在挑战这一观点，它推动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认为中国违反了WTO协议，内容审查成了自由贸易的障碍。（更多关于中国和互联网主权的话题可以看《纽约客》的欧逸文（Evan Osnos）对哥伦比亚大学吴修铭（Tim Wu）的采访）


这份白皮书还再次强调了中国政府的长期立场，让互联网能够正常运行的全球合作努力—— 互联网政策专家称其为“互联网治理” ——最好是留给政府来做，而不是私人组织或公司或其他人。白皮书没有谴责ICANN，这一协调互联网域名系统的私营非盈利组织，事实上它根本没有提到ICANN 或其他协调互联网运作以及指定偏好的全球技术标准的非政府组织。它也没有对 “多方利益相关者” 治理方式做任何负面的评价，而这种治理方式受到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青睐 ，这些多方利益相关者除了政府和公司还包括了非政府的“公民社会”组织 。但是这个文件很清楚的表明了中国的立场“联合国应该被赋予国际互联网管理的完整权限”。中国并不想脱离现存的互联网管理框架，但是希望能够施加它的影响，让这一框架向它希望的方向演化。


这份白皮书传递出的信息是中国政府不害怕互联网。它拥抱互联网带来的挑战，希望成为 互联网 全球化演变的领导着，希望在全球互联网治理和规范上施加影响。


请注意：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想要贴上互联网主权标签的国家。想看一看在俄国发生的事的分析，可以阅读这份全球之声由Gregory Aslomov所做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概述。想知道更多俄罗斯的情况，以及值得注意的全球概览，请一定要阅读由公开网络倡议（Open Net Initiative）刚刚发布的这份文档：“控制接入：重塑网络世界的权力、权利和规则”。


一个乐观的消息是这份白皮书在国内的确受到了批评。博主、记者和新闻教授胡泳（在他没有被屏蔽掉的国内博客上）说，大部分管理中国互联网的规定都没有中国法律基础，也可被认为是违宪的。他写道，“在互联网提出了那么多难以解答的问题的情况下，政府 未见得有最好的解决办法。最终，互联网也许会催生出一种新的规范方式，不那么具有强制性，而更多地相信个人自由和公民自治的力量。”他的结论是，公共政策的干预是必要的，只是，政策的议程须要有网民参与制定。


但是只要所有中国互联网公司和一些在中国进行运作的外国的互联网公司继续按照政府的要求行事，不顾这一要求是多么没有法律依据和宪法上的合法性，政府都不会有任何动力来接受胡泳想象的那种改变。考虑到许多中国的大型公司都接受美国的投资，并且是在美国股票交易市场上公开上市的企业， 美国经过选举上台的官员的确可以对“互联网自由”给出清楚的观点，但美国的投资者们还是很高兴地从中国的现状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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